4年前，研究生刚毕业就进入出版社工作的马成感觉自己很幸运：“每月收入6000多元，还能解决北京户口，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小马说，由于没什么负担，生活过得很惬意，几年下来银行存款也达到20多万元，貌似“中产”了。

但今年有了新情况。买房后，50多万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消费水平一再压低，不敢聚会、不敢消费。现在，小马经常很焦虑。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很多跟小马一样的所谓“中产”，他们原本充满希望地追逐梦想，但仅仅“高房价”这一现实，就能立马将他们打回原形。在看似光鲜的生活表象下，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彷徨。

事实上，令中产阶层感到焦虑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从涨工资到职位晋升，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再看众多青年在结婚生子后被高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更让人意兴阑珊、斗志尽消。

“逃离北上广”，最近成为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多年后，有些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前人们一窝蜂涌向大城市的现象相比，足以令人注目。

在社会学家看来，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坚，是促消费、扩内需的主体，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角，一个社会应当有60%—70%的人口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型”社会才会稳定、健康。

壮大中产阶层，首先要让他们至少不必为生计发愁，具备阶层晋升的精力与能力。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必须将控高、扩中与提低协调进行。”中低收入者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

“直接减税能有效增加人们的收入。”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先生说。进行收入分配改革，“限高”这一环节不可忽视。杨宜勇认为，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不同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

壮大中产阶层，需要为他们减负。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保、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目标。

据《人民日报》

中国到底有没有“中产”，是一个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而被称为“中产”者出现的焦虑情绪，也反映了某种问题，为此，快报记者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孙群义进行了对话。

“中产”受到的冲击大

现代快报：现在关于“中产阶层”的讨论比较热，而围绕中国到底有没有“中产”，专家间的观点也形成了“PK”。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群义：关于“中产”，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说法。中等收入是有的，但是没有资产概念。而就中等收入而言，任何国家都会有。假如按照欧美“中产”那种相对有一定含金量的标准的话，我们的比重明显小了。

现代快报：不少被称为“中产”者，陷入了一种焦虑当中，有的白领担心一朝失业后就会陷入贫困状况。这种焦虑心态反映出一种社会心理上的不安。

孙群义：这种焦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非常正常的，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因为失业而陷入贫困。“中产”要求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失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的住房问题对“中产”的影响更大一些，其他国家这种影响没那么大，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现代快报：有人认为，“中产”不仅有经济考量标准，也有其他的考量标准。

孙群义：的确，我们的社会结构、形态，还是处于变革和发展之中，还不太稳定，社会成员受到的冲击比较大，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对个体来说，有可能变好，也有可能变坏。

现代快报：还有人认为，“中产”起码要不为基本生活所累，为就业等一些基本的东西而焦虑，说明他们就不算“中产”，这话有道理吗？

孙群义：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刚才说了，“中产”要求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如果职业不稳定，那么对于这个阶层来说，也就只能是一个不稳定的“中产”。

中产阶层不可能有8.17亿人

现代快报：8月，亚洲开发银行称，中国中产阶层达8.17亿人，该报告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是每天消费2-20美元的人群。

孙群义：我不太赞成这个说法，每天消费2美元合人民币才多少钱，明显标准低。

现代快报：现在很多专家都强调“扩中”，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孙群义：按照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大趋向来说，就意味着要求有一定比例的“中产”存在，这才能叫市场经济追求的目标。我们的措施还是“提低、扩中、限高”，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目标，建立一个比例比较大的中等收入社会阶层。

PK

“无中产”派

“有中产”派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可以肯定一点，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社会分层，既然存在社会分层，就肯定有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