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已经过去,“九三”即将到来。历时八年的抗战,业已过去65年。战争的创伤据说早已疗愈,而历史的是非却还在争执不休。说是理性的创新也好,沉渣的泛起也罢,总之一个抗日战争,注定要成为往复震荡的永恒话题。
比如一个汪精卫,总是说他附逆投放。然而近日之间,便有高人出来“分析”,说是并非这样简单,而应当从“心理学”的深度,析其性格,剖其“心路”。这当然颇有道理,然而分析来分析去,这“心路”又是怎样的一种曲径呢?曰其具有“自毁”性格,所以不惜独力扛上“汉奸”罪名,执意要“闯虎穴”,这与汪之少年,行刺清摄政王,从而“甘当釜下柴薪,燃烧牺牲,造就革命胜利的焰光,应该说是一脉相承”——“心路”之尽头,是汪精卫的“自我牺牲决心”,其中基本一条,是他何等关心日占区人民的疾苦,认为沦陷区的人民,需要一个与日本“协调沟通”的中国人政府。你看拿一个汪精卫,真“分析”出了一点“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的“牺牲精神”,倒是应当还他“清白”的。
其实关于此类“牺牲精神”的“分析”,并不是新的发现,也缺少石破天惊的 “创新”——数年之前,大概是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吧,也有“学者”高人,出来“分析”周作人的“心路”的——那不是赞他的“五四巨匠”,也并非说他的小品如何地“精致细腻,凌空蹈逸”,而是说他的附逆,岂但是为了“保护北大校产”,根本就是“为沦陷区的中国人民服务”——你看如果一个敌占的华北,八年不开教育,“那将是什么样的损失”?所以周作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决然当上了敌占区的教育总署的督办。至于周作人身负“潜伏”重任,至于他的伪职是地下组织帮他搞来的,此类奇谈,更是不绝于论……也是“心路分析”,分析出来的也是“更勇敢”的“自我牺牲决心”,可见高论宏词,只是如出一辙罢了。
时值胜利65年纪念,之前已有将鲁迅称作“汉奸的哥哥”,同胡兰成的太太这个“汉奸的老婆”相提并论的,到了这会儿,又有将汪精卫这个人物与写了《多余的话》而后慷慨赴义的秋白烈士放在一起的,这当然是“心理学的新发现”了。只是世事沉浮,风云卷拂,这里头的“心路”究竟何去何从,倒是今日之世人,应当“分析”一二的。 |